莫砺锋：从金陵怀古到建康登览——南宋词风转变的一个特殊视角

摘要：靖康事变后，南宋朝廷将江宁府改为建康府，此地的江防成为南宋抗金战争的重要战场。于是在北宋常见的感叹六代兴亡的金陵怀古主题逐步退出词坛，关心国家命运的建康登览之全新主题代之而兴。从朱敦儒、张孝祥到辛弃疾、文天祥，他们在建康登览词中表达了爱国精神或英雄情怀，是宋词史乃至整个词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气象。从金陵怀古到建康登览，为我们观察南宋词坛风气之演变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角度。

金陵怀古诗词中的六代兴亡之感

在唐宋诗人眼中，南京的最大特征就是六朝故都，它是诗人们抒写怀古情怀的最佳地点。南京有特别多的古地名，“金陵”是其中最早的一个，相传因楚威王派人前来埋金于山间，因此得名。后人在南京作诗怀古，便格外喜爱这个地名。但是当人们说到金陵时，都含有那是一个地方性城市的意思。“建康”就不同了。吴大帝孙权建都于此，筑城名“建业”，意即要在此地建立王霸大业。西晋灭吴，为了贬低东吴，改“建业”为“建邺”。到了西晋末年，为避晋愍帝司马邺的讳，又改“建邺”为“建康”。西晋灭亡，晋室南渡后建都于建康，以后的宋、齐、梁、陈四朝相继如此。所谓六朝故都，五朝都叫建康，建康就是当时正朔所在的王朝国都。入唐后，又先后改称扬州、江宁、昇州、上元等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尽管唐代的南京曾有各种不同的地名，但诗人到此写诗怀古时，却大多称其为金陵，他们的怀古诗也充满对六代兴亡的沧桑之感。到了北宋，南京一度为昇州节度，但随即改为江宁府，一直延续到北宋末年。然而诗人在此登览怀古，依然称之为金陵，在宋词中也无异样。王安石的《桂枝香》，周邦彦的《西河》，均是北宋词坛上最着名的怀古词。当词人登上南京城楼眺景怀古时，与唐代诗人同样，心中充溢着对六代兴亡的沧桑之感。

朱敦儒、康与之词作对“金陵怀古”写法的疏离与变革

然而情况终于发生了变化，其契机就是靖康事变。建炎三年（1129）五月，高宗驻跸江宁，并改江宁府为建康府，表示要在这里领导抗金，恢复北宋的河山。但事实上高宗畏敌如虎，无意恢复，他根本不敢在位于江防前线的建康久留。与小朝廷的苟安态度相反，当时的爱国士大夫则力主建都于建康，并以此地为抗金复国的前沿阵地。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，宋词的“金陵怀古”主题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

靖康元年（1126），金兵进逼洛阳。突如其来的铁马蒙毡惊破了朱敦儒的悠闲生涯，他仓皇南奔，于建炎元年（1127）渡江来到江宁。朱敦儒初次来到金陵古城，《朝中措》一词中依然檃栝了刘禹锡的诗句，也依然流露出对六朝兴亡的追思，但“直北看扬州”之句却蕴含着词人对现实世界的深切关怀，因为他刚刚途经惨遭敌军蹂躏的“烽火扬州路”。更值得关注的是其《相见欢》。此词作时，江宁尚未更名建康，故词人仍以“金陵”称之。上片直写即目所见的壮阔江山，并置于秋日黄昏的时间背景中，悲凉之意充溢于字里行间。下片直书中原板荡、簪缨离散的艰难时世，抒发对惨遭兵燹的沦陷区人民的深切同情。试将此词与王安石《桂枝香》等词对读，可见朱词已扫净北宋词中“金陵怀古”主题的传统写法，全词一句未及登览六朝故都所引起的沧桑感，洋溢在字里行间的只有悲愤交加的伤时忧国之念。它不但是朱敦儒个人词风演变过程中的里程碑，而且在整个宋词演变过程中也占有重要的意义。

从“金陵怀古”到“建康登览”，朱敦儒的《相见欢》堪称最早的征兆。与之相类的作品有康与之的《菩萨蛮令·金陵怀古》。词的上片仍是金陵怀古主题的传统写法，下片慨叹此地虽为战略要地，且有包举中原之山川形势，却徒然沦为一片荒丘。这是对南朝苟安于江南一隅且相继亡国的讥刺，但也包含着对当今国势不振的讥讽。

朱、康二人词中出现对“金陵怀古”词传统写法的疏离与变革，完全是受时代风云的影响所致。传统的“金陵怀古”词以吟咏六朝兴亡为主旨，或多或少总带有一些无病呻吟的倾向，而建炎年间连绵不绝的鼙鼓之声必然会惊醒词人的怀古迷思，于是六朝故都的金陵古城终于变成现实中的江防重地建康府。从那以后，词人们在建康登临眺景时，就不会再像北宋词人那样一意追思六代兴亡了。

以张孝祥《六州歌头》为代表的南宋词风新变

当南宋词人在建康城头登临眺景时，他们眼前出现的是一幅景象，心头涌现的感受又出现了新变。

宋室南渡的前三十多年，也就是包括建炎与绍兴在内的整个高宗朝，南宋王朝始终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状态之中。及至孝宗继位，虽然一度有志恢复，但毕竟难以挽回国势衰弱的颓局。隆兴元年（1163）宋军北伐失利，朝中主和派又占上风。在这样的大形势下，建康府当然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。当词人在建康登高眺远时，首先涌现在心中的情感必然是眼前的动荡局势引发的家国之忧。

孝宗隆兴二年（1164），时任建康留守的张孝祥登上城头举目北望，词人悲愤交加，一首慷慨激昂的《六州歌头》便从内心深处喷涌而出。上片写中原沦陷区的荒凉萧瑟。江淮之间本是宋国领域内的万顷良田，如今却成了渺无人烟的边鄙荒地，不由得使人黯然销魂。词人追怀往事：靖康祸起，北宋灭亡，也许是天意如此吧？要不然一个堂堂的大国，怎会在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？词人其实是在诘问，到底是谁该为国家倾覆负责。词人当然知道北宋灭亡正是昏君奸臣荒政误国的结果，所谓“非人力”者，不忍再去回顾也，或不便直言也。如今淮水以北即为敌国，丧权辱国，莫此为甚！

下片转入抒情。腰间的长箭和匣中的宝剑长久未用，尘封虫蛀。时机很容易消失，纵然雄心不灭，无奈岁月不待人！朝廷里主和派当政，借口“布文德以怀柔远人”，对金屈膝求和。边境上的烽火台久不举火，而赴金议和的使者却络绎不绝。词人愤怒地责问那些使者，你们难道不觉得羞愧吗？词人的思绪又转向沦陷区的人民，他们经常盼望宋军北伐，可是总是失望。于是词人悲愤填膺，泪流如倾。

据《历代诗余》记载，张孝祥写成此词，同在席上的主帅张浚读后郁郁不乐，罢席而入。这首《六州歌头》所以能感动张浚，正是其中蕴含的爱国情怀触动他心中的忠愤之气。一首词作使朝廷重臣如此感动，这是词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气象，也是南宋豪放词感动人心的最好证明。

辛弃疾任职建康时期词作的主题转移

当然，南宋最杰出的建康登览词，还有待于英雄词人辛弃疾的横空出世。他的满腔壮志豪情倾泻而出，化为六百余首长短句，以黄钟大吕之音异军突起，终使铁板铜琶的雄豪歌声响彻南宋词坛。

辛弃疾曾数度任职于建康。乾道三年（1167），辛弃疾自广德军通判改任建康府通判，次年秋季来到建康，直到乾道六年（1170）夏季方离开。淳熙元年（1174）春，辛弃疾辟江东安抚使参议官，因使署驻于建康，他又一次来到建康，到年底迁仓部员外郎才离开。两次任职建康，前者将近两年，后者也近一年。早在绍兴三十二年（1162）辛弃疾首次渡江南下，便曾在建康觐见高宗。可惜戎马匆匆，未曾留下词作。其后任职于建康，超群之才情遇到雄丽之江山，自会吟兴大发，奇思泉涌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建康时期的辛词基本涵盖了金陵怀古与建康登览两大主题，而且重点逐渐向后者倾斜。其乾道五年（1169）所作《满江红·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》与《念奴娇·登建康赏心亭呈留守史致道》，前者写到王徽之请桓伊吹笛于青溪等南朝韵事，又借女娲炼石补天之典故抒发收复国土之壮志；后者既用“虎踞龙盘何处是，只有兴亡满目”明写金陵怀古之旨，又特举谢安闻淝水捷报而围棋不辍之典，以缅怀抵御外敌保卫社稷的前朝英杰。二词皆在怀古基调中渗入了对当前国势的现实关怀，已经从金陵怀古词的传统格局转向建康登览的全新主题。

到了淳熙元年（1174），辛弃疾就写出建康登览词中的一代名篇《水龙吟·登建康赏心亭》。此词是一首名副其实的建康登览词！其中词人的“登临意”尤堪玩味。早在隆兴二年（1164），辛弃疾曾越职上书，向孝宗进《美芹十论》。乾道六年（1170），辛弃疾又向宰相虞允文呈《九议》。《十论》与《九议》绝非泛泛而谈的主战议论，而是在洞察大势的基础上提出的老成谋国之言，堪称南宋时期最具卓识的抗金战略纲领，可惜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与采纳。当辛弃疾登上建康城楼北眺神州时，他定会感到知音难觅，孤掌难鸣！

上片描绘眼前的登楼经过，下片转而缅怀古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张翰、刘备、许汜皆为东晋以前之人。桓温虽为东晋人，但他是在北伐途经金城时发出感叹，而金城远在江陵之北，与金陵眇不相干。辛词中所用诸典皆与六朝故都毫无关系，其怀古的对象已从六朝兴亡移至更为广阔的历史，从而彻底摆脱了传统金陵怀古词的窠臼，所以此词是一首名副其实的建康登览词，它是一位爱国志士在清秋时节登高远眺故国江山所发出的深沉感慨。唯其如此，它才能将家国关怀与人生感慨绾合得如此紧密。在建康城楼及其四周江山的广阔空间与上下千年的悠远时间中，一位盖世英雄凭栏远眺，壮怀激烈。这是南宋建康登览词中举世无双的佳作，是南宋爱国词坛上的最强音。

文天祥《酹江月·驿中言别友人》的再焕光彩

比辛弃疾年代稍晚的南宋词坛上，其他词人所写的建康登览词不绝如缕，例如王澜的《念奴娇·避地溢江书于新亭》，方岳的《满江红·九日冶城楼》，杜旟的《酹江月·石头城》，吴潜的《满江红·金陵乌衣园》等，可惜或意境不够高远，或措辞缺乏新意，皆难望辛词之项背。直到南宋灭亡的时刻，爱国英雄文天祥来到建康，才使建康登览这个主题又一次焕发光彩。

宋帝昺祥兴二年（1279）六月，文天祥及其战友邓剡被元军同舟押至建康，文被拘于驿中，邓则因病寓天庆观就医。八月，文被继续押解北行，邓因病而留，文乃作《酹江月·驿中言别友人》。解读此词，首先要注意其时空背景。此时南宋灭亡已经半年，故国的江山社稷已不复存在。文天祥被敌军押解来此，面对着滚滚东逝的长江，内心感怀万端。“恨东风”一句，真乃血泪所成！连年兵燹，国破家亡，连建康这样的大都会也唯剩荒城颓壁，在残照里传来声声杜鹃。“铜雀”两句连用两个与亡国相关的典故，字句对仗精工，语意悲愤历落。前句用唐人杜牧诗：“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。”杜诗语意悲痛，但尚是出于虚拟语气。而眼前的事实却是南宋已然覆亡，宋室的妃嫔、宫女全被元军掳掠北行。如此的国仇家恨，如此的奇耻大辱，凭谁洗雪？此问逼出下句：我本似一柄精气上贯星斗的宝剑，可惜徒有英杰之虚名！

上片自抒怀抱，下片转入告别友人。“江海余生”与“涛生云灭”，虽然前者实而后者虚，但意象均有孤危险恶的特征，在艺术上堪称细针密线。当然，文天祥明知被押北去凶多吉少，于是拈出蔺相如、诸葛亮两位古人作为效法的典范。最后，词人向因病留下的友人殷殷致意：我走之后，陪伴你度过不眠之夜的就只有秦淮河上方的一轮孤月了！从“水天空阔”的一声长叹起，以“伴人无寐”的一声长叹终，全篇皆为喟然浩叹。然而正如陈子龙所评：“气冲牛斗，无一毫委靡之色。”此词堪称民族英雄文天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，满纸悲愤之中又英气勃发，光照青史，为南宋建康登览词画上了光辉的句号。

词作从金陵怀古向建康登览转变的词史意义

从靖康事变到崖山沦陷，长达一百六十年的南宋王朝始终处于强敌逼境的危难之中。江山险要的南京地处江防前线，是南宋爱国军民眼中的抗金前沿阵地。南宋词人在南京登高眺远，极目北望便是业已沦陷、有待收复的神州大地。于是感叹六代兴亡的金陵怀古主题逐步退出词坛，关心国家命运的建康登览之全新主题代之而兴。除了主题的变化以外，这个现象亦具特殊的词史意义。

首先，金陵怀古词的书写对象是六朝故都这座古城，诗人抒发的情怀是对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沧桑之感。六朝国祚短促，金陵曾反复上演亡国悲剧，诗人眼中所见无非“吴宫花草埋幽径，晋代衣冠成古丘”之景象，心中所感也无非是“玉树歌残王气终，景阳兵合戍楼空”之事件，景既颓败，事亦凄怆，作品的基调往往低沉悱恻，难免千篇一律。南宋的建康登览词在表面上是从金陵怀古词演变而来，其实已经脱胎换骨。从朱敦儒的《相见欢》开始，就把关注的重点从远古的六朝兴亡移至当前的国家形势。到张孝祥与辛弃疾的建康登览词，则国家社稷的危急局势成为词人关注的唯一重心，怀古主题彻底让位于爱国主题，立足于当世现实的家国情怀完全取代了缅怀历史的沧桑之感。毫无疑义，这样的变化为宋词注入了时代气息与现实意义，这是宋词在思想内涵上的一次飞跃。

其次，金陵怀古诗词产生的动因是作者在历史遗址上的沧桑之感，这种感受是一种集体意识的文学表现，基本上与作者的人生经历无关。即使在最优秀的金陵怀古诗词中，作者自身的面貌也是模糊不清或千人一面的，因为作品中并没有牵涉到作者的具体人生遭遇。建康登览词就面目一新了，仅以本文论及的例子而言，朱敦儒的《相见欢》中浮现的是一位因遭战乱而逃至江南的文士，张孝祥《六州歌头》中刻画的是一位关心国运的爱国士大夫，辛弃疾的《水龙吟》是一位兼具爱国热情与雄才大略的盖世英雄的悲愤呐喊，文天祥的《念奴娇》是一位民族英雄在故国旧都的悲凉心声。从朱敦儒、张孝祥到辛弃疾、文天祥，他们在建康登览词中展现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不但各具面目、个性鲜明，而且生龙活虎、元气淋漓。这是宋词史乃至整个词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气象，值得重视。

总之，本文对南宋时期产于南京的登览词作不避繁冗地进行文本细读，意在论证“赋到沧桑句便工”的诗学原理同样适用于词坛，并为专治宋代词史的学者提供一个特殊的观察视角。

莫砺锋，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

摘自：《文学遗产》2024年第6期